错过胡适错过石桥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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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本主义

晚上,在学校食堂里遇到森正稔教授。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平易近人的教授。他笑得非常腼腆,时常不自觉地挡住嘴,像动画片里小动物得意忘形地坏笑。

“您怎么看石桥湛山?”我又提了这个在我这里已变得古老的问题。

“石桥湛山是最近几年被重视起来的,他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战前日本向外扩张时,他能够提出小日本主义,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勇敢的。战后的日本虽然没有明说,但走的恰恰是小日本主义,结果日本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不靠殖民地,不靠军国主义,而是靠技术,靠管理,日本富起来了。而现在,当日本又有了扩张的意图时,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也因此更具有现实感。”

学者就是不一样,言简意赅。森正稔的观点正合我意。这些天,我在日本逢人就提石桥湛山,也是希望这个国家不要忘记小日本主义。大日本主义在二战时毁灭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而战后日本正是靠着小日本主义与和平宪法重新获得了世界的尊敬。

明天要去《东洋经济新报》采访,晚上查阅了该报的历史并着重读了几则与小日本主义有关的资料。简述如下:

《东洋经济新报》创办于1895年。此前,该报创办者町田忠治在英国考察,认为日本也应该有类似《经济学人》那样权威的经济类杂志。回国后便从日本银行贷款创办了这份杂志。町田忠治在创刊号上开宗明义地指出:“有了健全的个人之发达,始能有健全的经济社会。”这也为《东洋经济新报》奠定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基调。从价值观上说,它类似于胡适对易卜生主义的推崇——若要好社会,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健全的个人。

1897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天野为之继任主编,为了促进甲午战争后产业资本的发展而大力主张市场经济论。在此前后,《东洋经济新报》一度坚持“在内实行立宪主义,在外实行帝国主义”的立场,支持日本派兵镇压义和团、占领朝鲜、实施“大陆政策”。

不过,这一情况并未维持多久,在植松考昭、三浦太郎、石桥湛山出任主编时,该报明确转向了对元老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批判。1899年,植松考昭撰文,指出“凡是战后所倡导的虚构国家主义,均应毁灭之”。同时在《经济上的大日本主义》一文中严厉批判大日本主义者偏狭的保护贸易主义、无视国际形势和国力的浅薄扩张军备论、放荡的积极财政论之重税与依赖外债政策等。三浦太郎更是针锋相对。1911年,他在《帝国主义的阴影》和《帝国主义的可怕侧面》两篇评论中直指帝国主义的弊害:其一,帝国主义贪得无厌,国民因过度军费负担疲惫不堪;其二,征服台湾已经表明,帝国主义是一种牺牲许多良民、扩张领土的利益被少数资本家掠夺的政策;其三,帝国主义倾向保守、专制与武断的政治,会破坏立宪制度的基础;其四,帝国主义是排他主义,亦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闭锁主义。与此同时,三浦太郎反对日本占有满洲。他的这些观点在石桥湛山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

在整个大正民主时期,《东洋经济新报》积极推动普选,鼓吹个人主义和言论自由。该报相信:普选是国民的正当权利;普选是打破元老政治强有力的手段;普选会带来工人阶级的政治介入;普选的实现依靠民众的奋起;实现普选将彻底取消纳税资格制度。小日本主义正是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的论述。

富士山,日本绘画

《东洋经济新报》得益于《经济学人》的启发。同样,小日本主义与英国自由党标榜的“小英国主义”(Little Englandism)可谓同气连枝,而英国保守党所肩负的则是大英国主义。当然,英国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调节。19世纪末期,小英国主义开始流行,其背景是英国的日不落殖民地模式日渐衰落。事实上,早在1904年,中江兆民便公开主张日本应甘于做一个小国,以做小国为日本之“国是”。他告诫日本人不要羡慕大国,而要学着做像瑞士、丹麦那样幸福的小国。同样,内村鉴三也是小日本主义者,他主张日本应以农林水产业立国,其榜样不是美国,而是丹麦、荷兰。读到这些历史,难免唏嘘。时至今日,世人仍在羡慕丹麦等北欧国家,认为他们实现了社会主义。

按照田中彰在《小国主义》(1999年,岩波书店)里的说法,大日本主义鼓吹既要防卫日本本土的“主权线”,也要保卫“利益线”,包括与日本经济利益相关的外国及其海域。但“利益线”的解释完全可以变成当权者的随心所欲,如前面提到的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教科书直接认定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由此,大日本主义追求的是“军事立国论”,精神内核是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与此相比,小日本主义追求的是“产业立国论”,其所重视的是产业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正是继承了小日本主义这一主张,石桥湛山认为日本应该放弃满洲等一切海外殖民地,停止向外扩张。取而代之的是改善日本本国的农业,实现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其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

由于石桥湛山等人同时从成本上批评了日本帝国主义之不可行(比如投入到殖民地的成本高于从殖民地得到的收益),因此,他的同时代人曾批评石桥湛山等人主张的小日本主义是“算盘主义”,会让日本国民丧失“大国民的气魄”,而且“若有如此言论弥漫于我国而成为我国之立国国是的话,亡国之日亦将不远”。然而,历史却证明大日本主义将日本带上了一条绝路。而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崛起,石桥湛山等人在几十年前埋下的小日本主义的种子功不可没。大正民主史研究专家松尾尊允也赞叹《东洋经济新报》当年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无人能出其右。

明治时期,在西乡隆盛(1828-1877)和大久保利通(1830-1878)之间,似乎也有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之争。明治政府内部有两派,一是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二是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西乡隆盛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想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希望建立英国那样的宪政体系,同时“殖产兴业”,发展资本主义——当然这并不表示他在阻止日本对外扩张,只是认为扩张的时机并未成熟。和石桥湛山的最大区别在于,大久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旦时机成熟,这个假的小日本主义就会立即变成大日本主义,于是有了1874年侵略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的故事。因为相信暴力,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杰最后都死于暴力。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兵败自杀,大久保利通因为得罪了西南战争中的士族阶层而被杀,两人死期只隔一年。而第三杰木户孝允(1833-1877,雅号“木户松菊”)苦于前面两杰之间的争斗,终于忧心而死。许多底层武士参与发动明治维新,又在维新中失去一切,这是他们一开始绝没有想到的。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武士

媒体将日本拖入战争——寻访石桥湛山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采访《东洋经济新报》前社长浅野纯次。浅野先生对石桥湛山有非常细致的研究。此前,我曾读过他有关大日本主义和小日本主义之争的论文。

因为了解了一些《东洋经济新报》的历史以及石桥湛山的缘故,我对这次访问很有期待。虽然没有见过石桥湛山本人,但是一想到浅野先生曾经和他在一起工作,我也仿佛有了点现场感。下午三点,我如约来到《东洋经济新报》社,此时浅野纯次先生已经带着一堆书在报馆的“经济俱乐部”等我了。

一阵寒暄后,我重提前面的一些观点,如日本和平宪法的意义被低估以及石桥湛山当年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等。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不过很遗憾,去世的人是没有资格拿诺贝尔奖的。但是他的思想应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重视。”浅野直截了当。

“我见过石桥湛山先生。我进《东洋经济新报》时他已经辞去首相一职,有时候会来经济俱乐部。尤其新年的时候,还会来讲几句话,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语气也不像在其他场合那样严肃激烈。1959年仍是日中关系的冬天,两国贸易毫无进展。石桥先生刚刚卸任,就把很多精力用在了拓展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上。这一年他去北京拜访了周恩来,还带了一个关于日中美苏和平联盟的构想。周恩来和他开玩笑说:‘你来我很高兴,但现在我们这算是民间外交了,所以我也希望你们的现任首相来。’其实这也不是民间外交,石桥先生去中国,是和当时的日本首相打过招呼的。1963年他又去了一趟中国,当时很多右翼分子骂他,说他是共产党的走狗。”

“浅野先生,石桥湛山有什么事给您特别深的印象吗?”我有些迫不及待。

石桥湛山访华照

“印象最深的事,我想想⋯⋯他的书和文章我读后十分赞同,但生活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当时我只有25岁,他已经80了。和他文章里的冲击力相比,生活中的他更像是一个好爷爷。我的好友大原万平给石桥先生当过秘书,他也是编辑《石桥湛山全集》的负责人。听他说在《东洋经济新报》时大家都是直呼名字的,所以大家不叫石桥湛山社长,而是直接叫‘石桥桑’。这也是这份报纸从创刊开始就有的传统。我想这应该是受了札幌农学校副校长克拉克的影响吧。二战的时候,有一次大原万平陪石桥湛山去三重县的伊势神宫,石桥湛山在那里祈祷了很长时间。在回来的火车上,大原万平问石桥湛山在祈祷什么?石桥湛山说:‘我在祈祷——日本快点战败吧!’他是在电车里讲这番话的,大原万平当时很担心周围有人听到。石桥湛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他胸怀大志,敢作敢为,从不惧怕表达自己的主张。战时,石桥湛山在全国的经济俱乐部做了很多演讲,遗憾的是很多都没有留下来。”

浅野纯次1962年到《东洋经济新报》工作,做了很多年记者。接下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把话题转向了媒体审查。

“战前、战中,日本都有媒体审查,盟军占领期也不例外,独立之后要自由些。在日本,媒体审查和报纸的发行量也有一定关系。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发行几百万、上千万份,这么大的发行量也会让他们自我约束。一份报纸有太多读者未必是好事,为迎合读者它有可能走向民粹主义。所以我觉得一份报纸如果想保存一些真挚的东西,它就要限制自己的发行量,并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自由,否则很难维持。客观上说,如果不是当年只有区区几千份的发行量,石桥湛山他们的文章恐怕将很难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出来。”

“只有几千份?”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知道它发行量不大——井上清在《日本的军国主义》里也有类似说法,但没有想到竟是这么少。我不得不承认,浅野先生说出了许多思想者的困境——当你开始有影响力的时候,可能也是你的影响力渐渐消失的时候。当有了一些影响力,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把持不住而失去根本,有些人则因为树大招风受不了外力摧残而终于放弃。石桥湛山的幸运是他没有失去自己,而他的不幸也是日本的不幸。

“是的,只有3000份左右,而且只面向经济界人士。他的观点可谓远见卓识,然而在当时影响力有限。如果《东洋经济新报》有300万份的发行量,政府就会随时来插手干预。以当年日本右翼猖獗的氛围,群众会去报馆闹事。所以说发行量少给了他们一些自由。事实上,石桥湛山也没有在发行量上多花心思。1945年以前的日本媒体是很不负责任的。当时的日本人可以说99%都支持战争,而且相信会打胜仗。正是在此风潮下,那些迎合民众的报纸发行量增幅很快。关于这些内容,昭和史专家半藤一利和保阪正康在《そして、メディアは日本を戦争に導いた》(而且,媒体将日本拖入战争)一书里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支持战争,《东洋经济新报》是个例外。”

浅野先生这番话让我想起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今天回过头看,里面有多少真知灼见啊!可是《独立评论》对那个时代的影响何其有限。

《独立评论》

“里面有一些内容,你也许会喜欢,”说话间浅野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多样性》,“前面讲了,审查报纸的不只有日本政府,还有国民。你知道长野县有份叫《信浓每日新闻》的报纸,桐生悠悠在上面写了不少反对政府和军国主义的文章,最后当地老百姓和军人发起了‘不买运动’。桐生悠悠在同年九月被强迫离开《信浓每日新闻》。在各种压力下,一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报纸也都慢慢地倾向军部了。”

浅野纯次谈到的桐生悠悠(1873-1941)曾做过《朝日新闻》的记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评论家。“不买运动”的导火索是1933年他曾作为主笔在《信浓每日新闻》上撰写名为《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预言10年后日本各都市遭遇空袭的惨状,并断定日本因此输掉战争。“被投下的炸弹会引起火灾,到处失火变成哀鸿遍野的修罗地狱,呈现出的惨状与关东大震灾时一样。东京同样陷入火海,因为东京的木造房屋很多,在敌机的空袭下将遭焦土化,受害程度将和关东大地震差不多。”日本的历史真的就如桐生悠悠预言的那样准确地发生了。

离开《信浓每日新闻》后,桐生悠悠主要在名古屋主持读书会的会志《他山之石》。就是这样一份默默无闻的杂志在短短6年内接受过27次禁止发行或删除报道的命令。第一道禁令缘起于创刊第二年(1935年)的报道《广田外相的和平保障》。内务省警保局认为这篇报道“歪曲我国对于战争的正义观,诱导人们的反战思想”。如果细数这份杂志的经历,浅野纯次所谓“发行量少可以争得更多的自由”的说法,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也是可疑的。事实上,《他山之石》的订户不过区区300份。

1941年9月10日,桐生悠悠因喉头癌去世。去世之前,他在《他山之石》的废刊问候辞里再次断定日本必将战败,唯一遗憾的是他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在桐生悠悠葬礼举行的当天,当宪兵将当局下发的《他山之石》停刊令递给桐生的儿子时,他脱口而出父亲的一个短句——“蟋蟀は鳴きつづけたり嵐の夜”(骤雨夜渐深,蟋蟀长鸣终不息)。这句话后来被刻在桐生悠悠的墓碑上。那时候的媒体,完全成了帝国的传声筒。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媒体无不拍手称快,《报知新闻》转天发表社论《天赐良机终于到来》。而《东京朝日新闻》在晚刊社论中说:“现在,已经接过了宣战的诏书,惶恐之余亦不胜感激,浑身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期待一亿同胞,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每一个人都有为决死报国而献身的精神,为圣上安心,为光辉的历史谱写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

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勒克(Stanisław Jerzy Lec)说:“雪崩发生时,每一片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许有人会说,二战结束后,许多日本媒体都勇于承担责任。《每日新闻》的几个高管集体辞职,表示要以最大的诚意向国民谢罪,以承担作为一家核心大报一直以来讴歌和煽动战争的责任;《朝日新闻》在8月23日公布《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为自己错误地引导舆论和民意向国民道歉。而我要问的是:这些曾经为虎作伥的媒体,除了可以换取美名的一两声道歉或辞职外,又真正担负了什么战争责任?1937年12月20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南京沦陷后的照片,竟是南京居民欢迎日军到来,是刺刀之下无知小孩的满脸笑容。一支杀人无数的军队,被这份报纸美化为救苦救难的王师。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国家如何能让石桥湛山、桐生悠悠、菊竹六鼓这样的清醒者伟大而且有用,而不是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二战结束后,甲级战犯、原《朝日新闻》编辑局长绪方竹虎做过这样的反思:如果当时《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联手,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开始思考如何抵制军部的政治干预,就有可能阻止军部将日本拖入战争。“其实军部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赚月工资的集团。”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不仅广告不能丢,而且要借着战争把报纸做大做强。而后起之秀《读卖新闻》也在四处煽风点火,声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就算是运用武力,也必须保卫日本的权益”。

《支那事变出征纪念写真帖》

此时,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警告“整个国家都处在非法化中”。至于“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国防上的主张,石桥湛山认为这与英国当年在国防上需要对岸大陆的说法一样,其实日本只需要日本海就足够了。在报纸和学者、评论家一边倒地投靠军部时,石桥湛山认为保障言论自由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然而他并没有将时人失去言论自由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管制,而是媒体对管制和利益的双重屈服。石桥湛山说:“今日我国失去言论自由的最大原因是,我国的学者、评论家、有识之士或报纸以外的言论机关的经营者,没有人能像650年前的日莲一样,将自己相信的事物毫不隐藏地说出来,为国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认为现在的人连日莲勇气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仅这样,我看到有一些人竟然表面上迎合现在的社会舆论,说出一些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己真心的言论。最近我国的非法运动面临着如果走错一步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危险境地。如果说存在力挽狂澜的方法的话,那只能是言论自由的力量⋯⋯”

然而,原本属于媒体光荣的时代结束了。遥想大正民主时期,《东京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万朝报》等报纸在护宪和推动普选方面真是功不可没。1913年1月17日,日本全国新闻记者联合大会召开,400多名代表联合发言,表示我等责在笔政者,在宪政面临危机之时,“当慨然奋起,鼓吹帝国正气,齐整步伐,为大正维新之魁,以期完成宪政、督励议院、扫荡阀族之大任”。在此压力下,内阁被迫倒阁,第一次护宪运动取得成功。

到了昭和时期,各家大报开始一门心思忙着扩大市场份额了。和人性一样,趋利避害也是媒体的天性。利者,每一次日本对外战争都给报纸发行量带来巨大的提升;害者,反对战争不仅会引来政府和军部的不满,更会惹怒发“爱国癫”的民众。此外,政府出台了《报纸法》等管制言论的法律法规,一旦发现违反禁令的文字,审查部门将禁止发行,而每一次禁止发行都将造成报社的巨大损失。政府和军部还会恐吓广告主不要刊登报纸广告,彻底断绝报社的收入来源。于是乎,像《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纷纷选择同流合污,躲避权力伤害,大发战争财。

日本的明治宪政为何不堪一击?一则对天皇的绝对忠诚是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二则那个时代民众的观念有了严重问题。鹤见俊辅曾经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一书中做了深刻检讨。现代日本源于明治维新,维新志士在几十年的动荡岁月中,或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终,新任政治领导层大多是靠日俄战争崭露头角的陆军士官,策划侵华战争的也是这一群陆军成员。在大正时期(1920年代),军国主义者透过行刺首相及国会议员控制了政府,当时的知识分子渐渐感受到政府的压力。鹤见俊辅把日本对华战争称为“十五年战争”(1931-1945),而1931年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之前,自由主义政党、左翼学生、宪政团体,甚至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反对军国主义,但进入战争时期,这些知识分子纷纷转向或沉默,如日本共产党前身的“东大新人会”成员纷纷支持法西斯主义。而这种转向是在政治压力与个人自愿的配合下完成的。据1942年警方统计,这些改变立场之人的动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出于信仰的占2.21%;发现理论矛盾的占11.68%;因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因家庭因素的占26.92%;因国民自觉的占31.90%。

“二战期间的日本,石桥湛山和桐生悠悠都是了不起的自由主义报人。此外还有清泽洌,他是自由主义的评论家”,浅野先生一边翻阅特别为我准备的资料一边感慨,“当时日本的许多知识分子是清醒的,但也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空间里清醒。《福冈日日新闻》(现在的《西日本新闻》)把菊竹六鼓保住了,可桐生悠悠却没有被他的报纸保下来。”

1972年,日本记者西山太吉因为泄露了一项日美秘密协议而被提起公诉。

“浅野先生如何看待西山事件?”我猛然想起了西山太吉。

“《每日新闻》当时是想保护西山太吉的,后来舆论发生了逆转。这和战时一样,如果社会舆论完全和报纸唱反调的话,报纸的力量是非常弱的。西山被捕后,《每日新闻》最初说要像保卫新闻自由一样保卫西山太吉。但因为涉及一场婚外恋,舆论最后跟着政府和《新潮周刊》走了。民众重视的是情绪而不是逻辑。日本报纸总是以非逻辑的方式讨论一些重要问题,这是日本不好的一面。如果当时媒体着重讨论的是冲绳密约和公众知情权,那么《每日新闻》就可以将西山保下来,社会也能进步一点点。

“因为《新潮周刊》等媒体揪着西山偷情一事不放,最后西山就变成了炮灰,只好离开《每日新闻》。虽然那时候《每日新闻》已经非常困难,但这件事它是有责任的。日本的媒体是不太会道歉的。错事大,道歉小。”浅野接着补充,并用食指和大拇指窝成一个很小的圈。

“战后日本实施小日本主义,您觉得现在会回到大日本主义吗?年轻人是否有右翼化倾向?”我问。

“安倍政府利用年轻人的右翼倾向是可能的。年轻人的右翼倾向比老年人强,这是事实。像东京都知事选举时,支持右翼的年轻人投票率非常高。老年人经历过战争,想保卫和平;年轻人现实压力大,种种不安可能使他们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有些人甚至以为日本人比其他民族优秀,但在本质上说,正如我从一位学者朋友那里听到的,日本文化是凹型而非凸形。从传统来看,日本人主张顺应自然而非战胜自然。这里有地震、海啸,我们只求尽可能挨过即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以共生和不冲突为原则。江户时代一直是这样的,遗憾的是明治以后走上了富国强兵这条错误的道路。1945年后才重新回到江户时代的这个传统。然而,安倍的做法又是一次大的转折,正在背离这一传统。我认同你的观点,战后日本走的是小日本主义道路。几十年来我们发展的是经济和技术,而不再谋求领土扩张。伊斯兰国家不考虑在日本搞恐怖袭击,与日本的和平主义有关系。”

“石桥湛山很喜欢克拉克的‘Boys,be ambitious’(男儿要心怀大志)。和平宪法那么好,为什么日本人不多花些精力将它推向全世界呢?”我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天真。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种想法太理想主义了,和现实太不符了。日本人不会喜欢这种理想主义,但如果没有理想,这世界也就玩完了。石桥湛山就是朝着自己的理想,一点点做事情。尽管演讲场面不大,报纸读者不多,但他总是会坚持说出心中的理想。战争结束后,他的理想还是实现了。而他能够作为政治家脱颖而出,甚至当选首相,和他在战前的积累有关系。”

“我注意到,石桥湛山的思想里有一种奇妙的平衡。而这些平衡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本身。他不是没有民族主义的东西,但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时候,他反对帝国主义,所以那时候他希望日本战败,把这个大日本主义的国家埋葬掉。而当美国占领日本本土时,他又希望日本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样,战前他在其他日本人高呼胜利的时候,充满悲观;反而是在日本战败、别人悲观的时候,他又充满了乐观。”我补充道。

“石桥湛山身上同时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国际和平主义的东西。问题是,为什么同时代那么多精英,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目光明亮。我想,这和他总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有关。他会想你这样做了,对方会怎么办。当时很多精英和老百姓一样,觉得打了胜仗,领土变大了很高兴,但是并不去想随之而来的后果。”

“是啊,我想起鹤见俊辅,”我说,“鹤见俊辅年轻的时候被家里人送到美国读书,知道日本必然被打败,因为日本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所以当他在战争期间回到日本时,他说自己是回到了‘敌人的国家’,而自己是‘美英鬼畜’。战争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日本,他又觉得美国是日本的敌人。战前他是自由主义者和国际和平主义者,战后也有点民族主义的东西。这也算是价值观上的一种平衡吧。”

日本绘画中的中日战争

错过胡适,错过石桥湛山

中午采访姜克实教授,他是研究石桥湛山的专家。

10点45分赶到中野站附近的唐菜餐馆,不一会儿姜先生进来,我一眼认出了他。昨晚查找资料知道他还是我的南开校友。1953年出生于天津,1969年毕业于北京市101中学。之后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复员后回天津纺织配件厂当了三年工人。1979年考上南开日语系,毕业后去复旦继续深造,转年赴日留学,于早稻田大学专修日本近代史,主要研究石桥湛山。

选在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来,姜先生拿出一个信封,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本书送给我。这是他最近出版的《石桥湛山》。

“我听阿古教授说你去了山梨县。石桥湛山纪念馆的那块地是浅川保自己的。其实日本这边并非完全遗忘了石桥湛山,我知道有四五个学生正在做有关他的博士论文。想要处理好中日关系,尤其需要了解石桥湛山。日本这边的博士学位不好拿,我199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还需要接受一年的审查。”

说到这儿,姜克实对NHK等媒体过于重收视率有点不满。“NHK有一次请人谈石桥湛山,只是因为那个人有点名气,其实他对石桥湛山并不了解。媒体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们很少花心思去找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只愿找有知名度的人。”

接着我们聊到了《东洋经济新报》当年的发行量。“《东洋经济新报》的发行量,在大正时期是4000份,到了昭和时期一度达到过2万份。因为那时候石桥湛山和财界的一些人有联系,办了一个经济俱乐部。其中最知名的是武藤山治 [注1],他的公司就是现在的钟纺株式会社。大恐慌 [注2] 之前,日本有个‘金解禁’的争论,石桥湛山作为少数派领袖,主张小国主义,认为日本没有什么资源,最需要做的是让每个人都有工作,最需要开发的是人的劳力和智力。人人都工作,这也是凯恩斯的观点。在别人要求降低金价时,石桥湛山希望实行积极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以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初,武藤山治反对石桥的这个观点,后来发现石桥是对的,他们便成了朋友。

“二战时日本虽说为军国主义所左右,但宪政体制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一样有议会民主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如果没有财界的支持,军部也没法打仗。正是因为有财界部分人士的支持,《东洋经济新报》在昭和年代反而有所扩张。当然,其影响力和发行量远不如《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报纸。

《朝日新闻》

“说到师承,石桥湛山虽然可以从大岛正健上接到克拉克,但是克拉克对他的影响并不深,如果说有影响,也只是人格而非思想上的。甚至,他最初学到的都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只是有关民族主义的词汇。真正对他有影响的是他的老师田中王堂(1867-1932)。田中王堂是杜威的学生,但只比杜威小七岁。田中王堂是第一个将实用主义带到日本的人,不拘泥主义,实用优先,在哲学上持中正主义立场,不希望走极端。这些思路对石桥湛山有很深的影响。昭和时期国家强大,他便主张个人的发展,反对像吉野作造那样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等到战后国家凋敝,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他主张要恢复信心,重拾国家理想。他强调‘欲望同整’,对内是统整,发掘自己;对外是统制,不搞侵略。石桥湛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那种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而他因为对个人主义的坚持,也很自然地走向了世界主义和世界联邦。”

姜克实侃侃而谈,其间我也得到不少灵感。石桥湛山的小国主义,以国家和个人发展的两端而论,其倡导的小国即小政府,所谓“夜警国家”是也。由于小国主义所对应的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发掘,故而亦可称之为“大人主义”。

说到田中王堂,我不由得想起胡适,他们都是杜威的学生。田中王堂热爱民主,但强调必须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胡适也说一个好社会必须有健全的个人主义。感谢历史给了我这样的因缘,让我先后找到了他们。极端的年代,中国错过了胡适,日本错过了石桥湛山。

“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石桥湛山纯讲道义的东西并不多(不像吉野作造),但他在经济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出任首相后,石桥湛山曾让工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做了一份‘让所有人都有工作’的计划,算算日本的GNP是多少。岸信介上台后没有理会这个计划,但之后池田勇人的高增长理论,其实是来自石桥湛山。”姜克实接着说。

“我给日本学生讲,战争观有两种,一种是‘悲惨的战争观’,一种是‘自豪的战争观’。前者有反思,后者没有。两种战争观合在一起,就是日本的战争观。‘悲惨的战争观’是政府推动‘和平教育’的产物。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年轻人都会说‘战争是一种罪恶’,‘绝对不能重演战争的悲剧’。这种悲惨的认识只不过是来自于自己国家在战争中的‘被害’体验,题材也千篇一律,比如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袭击,冲绳血战以及东京大轰炸。而发生在中国的悲惨并不是他们讨论的主题。至于‘自豪的战争观’,日本的大多数民众在面对战争的悲惨时,同时又对某些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比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因为日本打了胜仗。第一仗打败了大清帝国,改变了东亚几千年来的华夷秩序,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霸主;另一仗打败了拥有世界最强陆军的俄国,使日本在战后跻身于强国之列。

“日本现在流行的是‘司马辽太郎史观’。司马辽太郎很懂得怎样去适应国民的口味。几年前被搬上电视荧屏的长篇小说《坂上之云》,司马辽太郎在里面通过对几个青年主人公的描写,刻画出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日本的时代形象。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是这光明时代的顶点。司马认为此后日本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走向了黑暗的昭和时代。中国人现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很多人想的不是反思战争,而是想着我们终于强大了,力量转换了,形成世界新秩序了。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而不是‘如果再打一仗的话,我们一定会赢’。事实上日本现在没有什么军国主义土壤。你问年轻人,他们谁也不想去打仗。大国主义必将导致个人的贫穷,中国人现在富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过去几十年的小国主义。”

我说:“这点我注意到了。另外,邓小平当年所谓‘韬光养晦’和永不争霸,客观上也是一种小国主义。考虑到大国主义可能引起的问题,中国其实要找到一种平衡,既要防止外部的大国主义冲进来,也要防止内部的大国主义冲出去。大国主义造成的悲剧太多了。就近而论,日本在十五年战争中不仅把在明治以后的积累输了个精光,而且也给亚洲国家带来了不可饶恕的灾难。”

司马辽太郎

“是这样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走的是大国主义道路,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复兴也可以说是小国主义的成功。”姜克实继续说,“我把依靠资源、领土等外部要素以及国家权力、军事实力等要素进行发展的模式,称之为大国主义;相反,依靠个人的智慧和劳动等内在要素以及经济、贸易等方式进行发展的模式,称之为小国主义。前者在近代表现为军事、政治方面的外向型的扩张和膨胀;后者则表现为以产业、经济为中心的内向型的发展。权力和资金集中的政府为大政府,其政治倾向为大国主义;相反,分权自治、低税收的政府为小政府,其政治倾向为小国主义。权力和资金的集中有利于福利、教育和国防等国家事业的发展,但高税收和国家权力的增长会窒息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社会全体的贫困(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且积极的军备扩张亦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带来战争的危险。相反,资金和权力分散的低税收的小国主义模式,优点在于能刺激民间与社会的活力,促使经济增长;缺点是会降低社会保障,容易产生贫富分化的现象。”

“可惜的是,现在东亚又在比拼大国主义了。所以我希望中国梦是一个小国主义的梦想,而不是大国主义的梦想。今天的中国非常复杂,有的人做大国主义梦,有的人做小国主义梦。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争论,说到底也是大国主义和小国主义之争。”我补充道。

“这种争执我算是亲历了,”姜克实接着说,“有一次我在山西大学做讲座,就弄得很尴尬。当时从洛阳赶到太原,火车晚点了。接待我的学校领导利用我迟到的那点时间给学生们讲大国梦,而我到了之后也不知道那位领导讲了什么,就直接讲起了小国主义,结果完全和那位领导唱了反调。”

至于石桥湛山是否像传言中那样被美国人下了毒,姜克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石桥湛山并非美国人毒害致死,真的是身体出了问题。那时候他已经73岁了。大选胜利后,早稻田大学开庆功会,他要做演讲。当时天很冷,他坚持穿了身燕尾服,结果冻感冒了,进而引起脑炎,并发脑溢血。因害怕政局动荡,对外界只说是严重感冒。岸信介是他的对手,竞选时石桥湛山排第二,他与排名第三的人联手击败了岸信介。他不同意岸信介的观点,但是作为自民党又不得不屈从党是。当时的自民党一定程度上赞同改宪论,认为和平宪法不能改,但是可以冻结第九条。因为第九条和日本要担起的国际责任相冲突。”

长期旅居日本,姜克实对自己在做中日研究方面的便利非常满意。“日本研究资料公开,也很方便找。既然国民纳了税,就有权利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村山时期,政府投资4000亿日元建了一个亚洲历史研究中心,对日本有利没利的资料里面都有。关于平型关大捷,根据我查到的日本军方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当时日军死亡不过200人,最多可上浮50,而当年中国方面称是4000人。台儿庄战役,临沂与台儿庄两地的日军伤亡也不过是5600至5800人。日军当年的确做过很多屠城的事情,比如在滕县。据记录有3100具中方尸体,但只找到700条枪,可以猜想,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有民间学者沿着日军在当地的行军路线调查,有名有姓被杀的人就找到了几百个。即使除去误差并考虑其他因素,当时至少有1000平民被屠杀。中国的数字很多方面不准确,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不可掩盖,但是30万的数据的确是不严谨的,应该有些感情化的东西在里面⋯⋯”

我说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比较认同孙歌和沟口雄三的观点。对中国的几代人来讲,南京大屠杀不仅是1937年11月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惨剧,更代表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感情上的痛恨。它是情感记忆,并非一定要在数字上准确。它不是一场标准的矿难,没有人能统计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字,因此讨论它是20万人还是30万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而日本右翼以此数字“不准确”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甚至整个侵华史,则完全是偷梁换柱、胡搅蛮缠了。

内容非常丰富的一次交谈。结束后我和女儿一起去国际交流中心,野口与我谈起《朝日新闻》就慰安妇报道道歉的事。《朝日新闻》今日刊登报道,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引用日本军人的证词,证明日军在济州岛暴力强掳女性,强迫她们成为慰安妇。对于许多日本右翼而言,撤销这一系列文章就意味着抹去了慰安妇大量存在的事实,没有了这些事实,“河野谈话”就失去了基础。


注1:武藤山治(1867-1934),日本纺织大王,大正—昭和时期的实业家、政治家。他经营的钟纺公司,是依靠向中国市场倾销布匹而获得成功的。早在义和团事件前后,钟纺的棉布已经大量销入中国,到日俄战争以后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市场,并且南下上海。1934年3月9日被一个工人行刺,翌日死于家中。

注2:大恐慌即昭和恐慌。一战后,日本经济曾一度发展迅猛,但很快就发生了结构性衰退,经济长期萎靡不振。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日本政局发生了一次大变动,田中义一内阁辞职,新上任的滨口内阁试图解决财政危机,政策的核心就是“金解禁”。但“金解禁”带来了更大的危机,黄金外流超乎大藏省的预料,大量投机者在解禁之前用外币换购日元,解禁后日元升值,再抛售获利。仅半年时间,日本黄金外流2.2亿日元,超出预计2-3倍,引发了新一轮物价下跌。日本经济由萎靡不振,转入“昭和恐慌”。不久,美国股市崩盘,日本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更是七零八落。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安置,经济的崩溃更是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疯狂,“扩疆”、“经营满蒙”成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日本的既定国策“币原外交”被抛诸脑后,然后就有了“九一八”、“大东亚圣战”、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举,成了通过战争转嫁经济危机的失败样板。

错过胡适错过石桥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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